人物名片：罗俊才，1919年出生于山西太原，1941年进入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学习俄语。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主任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务长，1984年正式离休。

    他是北外的首批学员，经历了学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时期，作为曾经的教务长，他见证了北外从无到有，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。许多刻骨铭心的回忆，并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失了颜色，在与罗俊才老师的交流中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。

艰苦环境中的“速成”教学

    谈起学习经历，罗俊才印象最深的是战争年代学校的特殊烙印。北外的前身——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，早期是从军事学院中分离出来的。由于学校创建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，因此语言的学习,更多是为当时的军事斗争服务，这就对培养人才的速度提出了要求。因此，与今天不同，早期外语教学方法更多追求的是“速成”，强调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以致用。但同时，今天北外的一些雏形在很多方面已经体现出来。
    比如当时的分班，一共有五个班，每个班的学生二十到三十人不等，实行着军事化的管理。外语学校特色的小班教学在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显露雏形了。
    学校也很重视分层次教学，五个班里面分为“高起”和“低起”班。前面三个班的学生在此前都或多或少接触过俄语，属于高起班；四、五班都是零基础的年轻人，则属于低起班。
    学校的老师，当时称为“教员”，一共只有七个人。老师都曾有过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生活的经历，来源也是国际化的，除了中国人，还有朝鲜人，越南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都不是专职的教师，除了教书之外每个人还有自己的革命工作。
    虽然从今天的标准看，可能很多老师的教学还够不上专业，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值得尊敬，在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热情，释放最大的潜力，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。没有教材，甚至没有任何参考资料，他们开动脑筋，结合实际，自己编写。据罗俊才老师回忆，许多老师还是当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，以至于课程安排很多时候是见缝插针。
    学校当时可以说几乎是一穷二白，白手起家。上课没有专门的教室，经常是挤在破旧的窖洞里或干脆就在露天树荫下；没有课桌椅，就坐个马扎，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记笔记；没有教材，授课内容全凭老师的记忆和理解，老师把讲课内容写在黑板上，边讲边让学生抄写。黑板是从老乡那里借来的门板，用刮下的黑锅灰把它涂黑。甚至连自来水笔也没有，就把钢笔头绑在玉米杆上，沾自制的“墨水”。
    罗俊才感触很深的还有当时学习用的辞典。那时候整个学校都没有一本中俄辞典，但是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日俄辞典。日语里面会用到汉字，于是全校200多人就通过日语解释里面零星的几个汉字来猜俄语单词的意思。有的时候能够猜对，但是有时中日使用的字意不尽相同，猜错了，闹了笑话。
    在极为严峻的对敌斗争中，生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学习的时间大大受到挤压。1941年，延安遭受了敌军的四面封锁，物资供应极其困难。当时的学习模式是边生产边学习，开荒、种地、缝衣服、挖窑洞都要学生自己动手，这极大挤压了本已不充裕的学习时间。罗俊才回忆，他在延安从1941年到1945年共住了四年时间，学俄语至多两年，占了一半时间，另一半时间用于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。在两年学业中间还穿插着生产劳动。比如，开荒下种后到生长出来有一段农闲时间，这时候上课。过后要上山除草，课就得停下来。七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，可罗俊才手上的老茧依然没有褪掉，当时劳动的艰辛可见一斑。

苦中作乐巧学习

    艰苦的学习环境虽然不尽人意，学习的时间也非常有限，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依然高涨。不管是教员还是学生，总会在有限的条件中找出更多学习俄语的好方法。罗俊才回忆了许多当时充分利用时间学习的小窍门。
    出操是每日的必修课，于是教员带着学生们用俄语喊操。日复一日地重复，单词自然就会入脑，口令里面的那几个词就再也不会被忘掉了。
上山下山的生产劳动在体力上挑战着学生们的极限，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丝毫不减。背粮路上，每个人找一张小纸片,写几个单词或句式贴在后背，让后面的人记。山上劳动时，教员也结合生产劳动，编写一些相关的生词和句子写在小黑板上，供大家在食堂吃饭时记忆，饭后上山把小黑板提上，挂在树上，休息时大家念一念，练一练，充分利用劳动间隙学习。
    同学们之间的情谊也让罗俊才感触很深。当时学习全靠自觉，同学们互相督促，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，不让一个人掉队。下课后，同学们会相互对笔记，补充上课没有记录下的内容，在交流中互相促进和提高学习。为了创造语言环境，同学们互为语伴，练习对话。当时每周仅发二两麻油点灯，为了节省使用，同学们只是在睡觉铺床时点一下灯，睡下即吹灭。所以对话练习一般安排在晚上没有灯的时候，白天做书面作业。虽然是在纸张比较匮乏的年代，但是每个人仍然要制作一个非常简陋的单词本带在身上，种地的间隙、上厕所方便的时候，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时间去背单词。同学之间也经常相互考查，开展小竞赛，相互敦促。
    都说美剧是练习英语听力和口语的利器，俄语也是如此。那时候会有一些苏联的电影送到延安革命区，这些片子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的同时，也成为了他们不错的教辅资料。

革命精神促成长

    整个采访过程中，罗俊才提到最多的就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，这也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支撑起第一代北外人的最重要力量。“当年的学习全靠自觉，但是很少有人偷懒。这是因为到延安学习这个机会对于学生来说无比宝贵，学生也对此倍加珍惜。更是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革命理想，为着共产主义而奋斗。”罗俊才说到这些，依然十分激动。
    的确，尽管时代在改变，但是理想与信念的作用，却依然无法替代。在罗俊才身上，我们看到了精神的无穷力量。时至今日，罗俊才依然记得，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上写到的“勇敢、坚定、沉着，向斗争中学习，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。”，他也时刻牢记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他觉得，校训是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，今天依然有着无比鲜活的生命力。
    罗俊才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红军军事翻译，后来又与教育结缘。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他，依然保持着每天锻炼读书的习惯。他说，他的一生只做了三件事：一、打日本，救中国；二、充实自己，努力学习；三、从事外语教育，培养人才。从他的回忆中，我们不仅看到了早期外语教学的基本面貌，更看到了第一代北外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念。这种精神和信念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，将鼓励一代又一代北外人做出更大的成就。

（记者  彭澍   通讯员 袁舒）